顺应金融科技潮流 提升监管前瞻性和有效性

　　前不久，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向社会公示了首批金融科技监管试点应用，中国版金融科技“监管沙盒”正式启动。从去年12月5日，央行宣布支持在北京市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，到2020年1月23日，北京市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启动会召开，再到近日6个试点项目的公示，试点工作推进可谓紧锣密鼓。

　　中国版“监管沙盒”的应用是对我国金融科技业态的一次重塑，这与其他多数运作“监管沙盒”国家的目的有一定不同。在保护消费者权益、严防风险外溢的前提下，通过主动合理地放宽监管规定，减少金融科技创新的规则障碍，使更多的创新方案积极主动地由想法变成现实。其他多数国家更看重“监管沙盒”对金融创新的推动作用，通过在微观、真实的市场中给出创新空间，实现更细致和风险可控的产品服务设计。但在我国，由于金融科技创新速度过快，处于传统监管框架之外的平台或机构其实一直处于“沙盒”之中，他们不断在监管边缘探索，监管部门则在其后出台监管法规来覆盖已暴露的风险点，造成了前些年金融科技监管“一放就乱，一管就死”的现象；再加之近两年金融监管的进一步趋严，我国传统金融机构有效创新不足，但同时金融科技创新力度仍然较强。因此，中国版金融科技“监管沙盒”在适度放宽监管规定以充分启发创新之外，还将通过局部试点发掘金融科技创新的风险点和监测点，进而起到调整金融监管规则的促进作用。换言之，“监管沙盒”将一定程度上转变我国的金融监管理念和工具。

　　去年8月，人民银行发布了《金融科技发展规划（2019-2021）》，提出“按照持牌经营、依法合规、权益保护、包容审慎原则，积极构建高效金融科技监管体系”。近几年来，特别是2019年的金融科技监管工作中，上述4项监管原则都有所体现：坚决整治现金贷、多省份全面取缔P2P，截至2019年年末，全国实际运营网贷机构较年初下降76%，机构数量、借贷余额及参与人数连续18个月下降，网贷存量风险得以有效遏制；非银行支付、网络借贷、助贷监管办法逐步出台，对违规使用个人信息、无牌网络资管业务等违法违规行为划清界限；承担了贷款期限转换和信用转换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走入监管视野，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控力度得到一定提升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此过程中，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、新监管框架、多部门多层级监管组织架构的搭建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事后监管的逻辑，监管对象也从机构逐步转向金融行为。不过，鉴于金融与科技的融合趋势，金融科技监管还须进一步调整。

　　在牌照经营、权益保护等原则的规范下，金融科技企业越来越多地选择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技术服务。尽管传统金融机构行为完全处于监管体系之内，但技术完全可以实现资金在传统监管体系下的跨区域、混业使用，也由于过程中业务办理速度的提高，风险扩散速度更快，溢出效应也更强，监管部门对其很难做到及时止损。此外，过度强调技术运用、对金融规律认识不清造成的“伪创新”未完全消除，相应的潜在风险和监管成本仍然很高。

　　要想进一步防控风险，通过改变监管理念和工具，将风险前置或缩小影响范围就成为了金融科技监管转变的关键方向。此次金融科技“监管沙盒”的运行正是途径之一，其中“安全空间”的设置缩小了风险暴露后的影响面，试点项目选择过程中要求的“事先准备有效的风险防控和化解机制”也从根本上保障了针对消费者的有效偿付；同时，“持牌金融机构参与”的要求也让监管沙盒中的项目更多地遵从金融规律，将潜在风险控制在金融产品大范围推广之前。

　　而在改变金融机构和服务之后，监管机构自身对金融科技的理解和运用也在加强，监管科技得到实践检验。笔者在多地采访中发现，部分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搭建起了针对对公账户开立、小微金融服务、农村金融覆盖面的管理和监督系统，通过数据的对接和分析，系统已实现了监管从事后到事前或事中的过渡。这样主动的转变大大节约了监管中的成本，更将可能发生的合规风险、洗钱等问题前置，提升了监管的前瞻性和有效性。